陈独秀留给儿子

陈松年遗言。

今后归家时，务必记得将我的灵柩与祖母的灵柩一同携回。

这番遗言，系陈独秀留赠其子陈松年之最后话语。身为陈独秀的三子，亦是他唯一留驻大陆的血脉，陈松年的存在，无疑是陈独秀晚年生活中最为珍贵的慰藉。

这位自青年时期便远赴日本深造，并在归国后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先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渴望重返的，正是他当年毅然决然离去的故土。

古语有云：“人至临终，其言弥善；鸟将逝去，其鸣愈哀。”概而言之，人们对故土的眷恋，在生命终结之际，往往会被放大至无以复加的境地。

俯身于父亲床榻之侧，陈松年的泪已模糊了双眼。这个年届三十二岁的男子，此刻已被生活的重负摧垮，显得异常憔悴。凝视着病榻上那位同样憔悴的父亲，陈松年心中涌起一股陌生之感。回想起初次与父亲见面的情景，那时的他，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却也是头一回见到父亲的面容。彼时，哥哥陈延年和陈乔年已不幸离世，而父亲则身陷国民党在南京的牢狱之中。陈松年随母亲前来探望，目睹父亲的境遇，他的情绪无法自抑，泪水夺眶而出。

“何须哭泣，男子汉大丈夫应坚强如铁，即便受伤流血也不应轻易流泪。哭泣，实乃缺乏气概的体现。”

彼时的陈独秀，即便遭遇丧子之痛，自身亦身陷囹圄，却始终未曾流露出一丝畏惧与软弱，仍旧傲然挺立，横眉以对世间一切。

晚年的陈独秀

然而，如今的陈独秀已卧病在床，气息奄奄。目睹父亲这般光景，陈松年心中不禁百感交集，滋味难言。

陈松年，1910年降生人世。在他尚未踏入这个世界之际，父亲陈独秀便携姨母高君曼远赴他乡，离开了安庆的故居。家中仅剩母亲高大众与两位兄长陈延年、陈乔年相依为命。

陈延年与陈乔年有幸多次见到父亲，然而，在陈松年的成长岁月里，父亲的形象却始终缺席。

在这个环境中，陈松年自幼便置身于母亲对父亲的诸多抱怨之中。那时，他尚不理解这些纷扰的根源，仅记得母亲终日以泪洗面。

1913年八月的尾声，一个阴沉的午后，陈松年的祖父陈昔凡不幸离世，灵柩暂厝于家中。正当家族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军阀倪嗣冲率领一支军队，突然闯入安庆城中陈独秀的宅邸，意图将陈氏家族一举歼灭。事先获知的陈延年与陈乔年匆忙攀上屋顶，逃至怀宁故里。而那时的陈松年仅三岁，在匆忙逃离之际，不慎跌入邻居家的大浴盆。眼见幼小的陈松年哭得撕心裂肺，邻居大妈目睹敌人即将逼近，急忙上前，用力拍打他的臀部数下，随后迅速脱去他的衣物，将他按入浴盆，假扮为自己的孩子为其沐浴，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场灾难。

陈松年的成长之路，相较于他的两位哥哥，显得颇为坎坷，亦不那般绚烂。在年轻时期，陈延年与陈乔年曾四处求学，甚至远渡重洋，踏足法兰西与苏联的土地。反观陈松年，他一直守着安庆的故土，虽然勤奋好学，却因种种缘故，未能完成大学学业，便过早地辍学了。

当年陈松年方十七岁，其兄长陈延年在上海不幸被捕。这位坚贞不屈的男子，宁死不屈，拒绝向反动势力低头，终遭残忍杀害，被肢解成数块。这一噩耗传至安庆的陈家老宅，宛如晴天霹雳，令人震惊。祖母与母亲悲痛欲绝，顿时昏厥过去，丧子之痛令两位老人难以承受。当时，父亲和二哥亦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之中，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儿，陈松年不得不肩负起为兄长料理后事的沉重责任。

陈松年与姐姐陈玉莹，就这样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然而，抵达上海后，国民党当局非但未允许他们收殓遗体，更未曾允许他们瞥见一眼。

面对无奈，他们只能在哥哥陈延年英勇就义之地燃上几柱香，撒下些许纸钱，随后抱头痛哭，以此宣泄胸中深重的哀痛。

翌年，陈松年尚未从大哥遇害的深重悲痛中缓过神来，不料二哥陈乔年又在上海遭受不幸，与陈延年命运相同，料理后事的重任再次落在了陈松年和姐姐陈玉莹的肩上。

国民政府依旧拒不允许收殓遗体，目睹陈乔年倒在血泊之中那般惨绝人寰的景象，二人心中所承受的悲痛实难言喻。

陈延年与陈乔年

在短短两年间，陈玉莹接连遭遇两位至亲的离世，沉重的打击使得她精神几近崩溃。归家后，她陷入了持续的病痛之中，无法自拔。不久，她便追随二哥的脚步，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

自那以后，陈松年孤身一人，肩负起照顾母亲与祖母的重任，在安庆的故土之上过着日子。大哥、二哥、姐姐均已各自离去，而能够陪伴在父母膝下尽孝的，唯有他一人。

1930年9月，陈松年的母亲高大众亦在忧愁中辞世。这位慈祥的老人，一生辛勤养育了三子一女，然而在她生命的尽头，却只有陈松年陪伴在她的身旁。对于一位深受传统封建观念影响的女性而言，我们难以苛求她肩负起过多的民族大义，然而她的生平，无疑是对自己无尽的苦楚。

母亲离世后，陈松年肩负起家庭的重担，竭尽全力维系着这已渐趋衰败的家族。岁月流转，当日本侵略者逼近，即将占领安庆之际，陈松年预感到家乡已不再安全，于是他设法筹集了几只小舟，将家中财产悉数迁往乡间，藏匿于陈氏宗祠之中。随后，他计划前往寻找父亲陈独秀。然而，日本人最终还是将祠堂中的财物洗劫一空，仅剩几件破旧的家具。

自此，陈家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在安庆已无立足之地。恰在此时，陈独秀被判处13年监禁，却意外获得提前释放，随后他来到了武汉，并最终抵达了江津城。

得知父亲抵达江津，陈松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即刻携妻子、女儿及祖母，匆匆启程，奔赴父亲所在之地，共度团圆时光。面对儿子的到来，陈独秀竟显出少有的期待之情。自青年时代起，他便是家庭观念淡薄之人。然而，历经人生起伏，他对家庭与亲情的认识在思想中悄然转变。

临行前，陈松年接到了父亲寄来的家书。信中，父亲特意叮嘱儿子：“待你们抵达宜昌换船之时，我定会登岸迎接。若有船只，便即刻启程，切莫在宜昌滞留等待我……抵达重庆后，下船登岸并入住客舍，你们务必乘坐轿子，切记不可省却这小小的费用……”

言辞充满关切。

陈独秀客死之地

阅读完那封信后，陈松年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他深知父亲的性情，往昔里，父亲断不会笔触如此温情。然而，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陈松年分明感受到了那份涌动的父爱。凝视着手中的信件，他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父亲似乎真的变了。

抵达江津，陈松年再次与父亲重逢，他那颗漂泊不定的心顿时涌起了一股暖意。与此同时，陈独秀也终于得以享受正常家庭的温馨。在这座宁静的小城，他拥有母亲、妻子、儿子和孙子，这样的生活是他此生未曾有过的体验。

谢氏，陈松年的祖母，并非陈独秀的亲生母亲。自陈独秀被过继给叔父后，她便成为了他的继母。自1913年陈独秀离乡背井，告别了安庆故土，他投身于革命事业，四处奔波。在此期间，谢氏凭借着家族变故后所剩无几的财产，辛勤养育着陈独秀的发妻、四个子女，以及另外两个侄孙，一家八口，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数十年间，家人们虽散落天南海北，却能在异乡重逢，四代同堂，让晚年的陈独秀得以上孝养母，下传道子孙，尽情享受天伦之乐，这份团聚为陈独秀孤独的心境增添了许多生活乐趣。往昔的陈独秀对儿女关爱甚少，然而步入晚年，他却格外喜爱热闹，对孙辈们宠爱有加。目睹父亲的转变，陈松年内心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慨，深感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江津的陈氏家族成员欢聚一堂，生活看似美满，实则颇为艰辛。随着陈独秀年事已高，他已无力为家庭的经济来源添砖加瓦，养家糊口的重任便落在了陈松年一人的肩上。

鉴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陈松年求职之路颇为坎坷。为谋生计，他辗转来到江津，并在当地一所中学开始了教书生涯。陈松年功底深厚，对教育育人充满热情，然而，这份职业的薪酬却极为微薄，肩负养家重任，陈松年的压力自是不言而喻。

对于陈松年而言，这固然算不上什么大事。在踏上与父亲团聚的旅程之前，他早已下定决心，要为哥哥和姐姐尽一份孝心，将他们未能尽到的责任承担起来。因此，抵达江津之后，为了使父亲安心，他时常提醒妻子与子女，务必善待继母。

得益于他的嘱托，他的妻子与子女均对继母潘兰珍怀有敬意，妻子与他相同，亲昵地称呼她为“娘”，而孩子们则亲切地称她为“二奶奶”。目睹此情此景，陈独秀自然心满意足。可以说，陈独秀晚年的生活，在陈松年的孝顺照料下，过得尤为惬意。

即便陈独秀彼时已不再担任党内职务，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依旧地位显赫，其影响力远非一般人物可比。出狱之后，他拒绝了各党派的招揽，不再涉足政治舞台，而是隐居于江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读书。在江津，他专注于自己的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课本》，自称“除却文章无他好，依旧白发老书生”。脱离了革命斗争的漩涡，陈独秀也领略到了人生中难得的宁静。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1939年3月22日，在江津度过一个冬季的母亲谢氏不幸离世。这是陈独秀首次亲眼目睹亲人离世，在此之前，他的长子、次子、发妻、长女相继去世，而他本人却身陷囹圄。然而，这一次，陈独秀深刻体会到了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

“庆同啊（陈独秀在家谱中的名字），你竟连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吗？即便成为皇帝，也应当铭记！如今，陈独秀跪在谢氏的灵柩前，悲痛欲绝，泪如泉涌，场面极为感人。

继母离世后，陈独秀选择了深居简出，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江津这座宁静的小城中度过了四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迎来了生命的尾声。1942年5月25日的黄昏时分，卧床已逾十余日的陈独秀，将儿子陈松年与妻子潘兰珍等人唤至床前。在此之前，他因误饮以蚕豆花泡制的汤汁而食物中毒，身体状况本已不佳，自此便未曾离床。此刻，陈独秀深感生命之灯即将熄灭，时日无多。他勉力支撑着病体，意图将自己的身后事妥善安排。

站在父亲病榻前，陈松年心情沉重，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这可能是父亲与他们最后一次交谈。他竭力压抑内心的悲痛，努力遏制泪水涌出。躺在床上的陈独秀目睹儿子面容憔悴，心中更是酸楚万分。他此生为革命倾注了毕生精力，却未能让自己的子女免受磨难。如今，他即将告别人世，心中遗憾的事实在太多。凝视着儿子的面庞，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已经英勇牺牲的延年和乔年。

经久未移，陈独秀的视线落到了自己的第三任妻子潘兰珍身上。她是伴随他人生末途的最后一位伴侣，也是那些艰难岁月里，始终不离不弃，与他共担艰辛的女性。尽管与陈松年的年纪相仿，潘兰珍却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始终坚守在他身旁，无论他身处何种困境，或是财富匮乏，她始终是那个给予他最坚定支持的伴侣。

陈独秀与潘兰珍

陈独秀眼神忧郁地凝视着潘兰珍，紧握着她的手，声音沉重而艰难：“兰珍，待我离世之后，你的人生务必独立自主，生活上必须自给自足。切记，自主，自立……”

听闻此言，潘兰珍已是泪流满面。她轻轻抚摸着陈独秀的额头，低唤一声“先生”，随即泣声哽咽，再也无法言语。

这一天，陈独秀留下的最后一语，是如此感慨万端：“《小学》、《小学》，这部著作我只注释至‘抛’字，然而，我恐怕即将与世长辞，与之告别了......”

陈松年深知，父亲口中的《小学》实则指的是他所著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学识字课本》，此书堪称他文学生涯的终结之作。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尚未问世，作者便已离世。自那以后，陈独秀便再未清醒，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直至两天后的5月27日，这位一代英豪终究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三岁。

目睹父亲阖上双眸，陈松年终究无法遏制内心的哀伤，放声哀悼。这些年来，他先后送别了大哥、二哥、大姐、母亲、祖母及父亲，共五位至亲离世。对于自幼便珍视家庭情感的陈松年而言，这无疑是心灵上难以承受的重压。

陈松年深感困惑，他所渴求的，不过是如常人般平淡的生活，然而这份渴望似乎永远无法触及。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饱受失去至亲的痛楚。

父亲离世后，陈松年的世界顿时失去了一角。他始终铭记父亲的遗愿，渴望将父亲与祖母的骨灰送回安庆故里。然而，彼时正值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陈松年一家人的生计都难以保障，更遑论将父亲和祖母的灵柩运送回乡。

终归，在邓氏兄弟——父亲故交的慷慨援助下，陈松年为父亲购置了棺木，并将他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脚下的康庄之地。墓碑上镌刻着其生前挚友欧阳竟吾题写的“独秀先生之墓”字样。陈松年跪伏在父亲的墓碑前，久久不肯起身，作为儿子，他此刻无法履行对父亲的承诺，这犹如心头压着巨石，令他呼吸维艰。

父亲离世后，陈松年与妻子携手支撑起家的重担。每月，他都会从微薄的收入中特意抽取一部分，存入专门的钱箱，即便生活艰辛，他也绝不挪用分毫。陈松年深知，无论遭遇多少困苦，他都必须将父亲和祖母的遗骨带回。抗日战争的胜利之际，陈松年觉得是时候回家了，他虔诚地在父亲和祖母的墓碑前跪拜数拜，将他们的灵柩抬上船只，踏上了返回安庆的旅程。

陈松年（左二）

归抵安庆之后，陈松年谨遵母亲高大众的遗愿，将父亲与母亲的骨灰合葬于城北叶家冲。整个过程未举行任何仪式，一切都在静谧中悄然完成。起初，陈松年曾计划将父亲的墓碑一同带回，却因运输的种种困难而不得不作罢。

在安庆之地，陈松年为其父重塑了墓碑，却未将陈独秀之名镌刻其上，反以父亲过往科举所用之字——陈乾生，铭记于心。此举亦让陈独秀之墓在历经风雨的运动中得以保全。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陈松年俯身跪在父母的墓碑之前，久久不肯起身。胸中涌动着无数的话语，却又仿佛一切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革命世家，如今只剩他孑然一身，不禁让人心生感慨！

相较于父亲与兄长们投身革命，心怀家国情怀，陈松年的所思所想显得更为单纯，也缺乏那份崇高的境界。他心中所念，不过是自己那小小的家庭。在他人眼中，陈松年或许不及父兄那般光辉伟大，然而在动荡的年代，他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每年的清明节，陈松年都会带着子女前往墓前祭奠，然而这一切都是悄然进行，他绝不敢让人知晓。

解放之后，对于多数人而言，新生活的曙光已然照亮，然而对陈松年而言，磨难却仍旧如影随形。鉴于其父亲身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社会因素的交织，他在职业生涯中屡遭挑战。他曾担任会计，执鞭讲台，后又投身窑场，成为一名工人与技师。然而，他始终未能摆脱微薄收入的束缚，家中生活亦始终处于困顿之中。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育有一子三女。面对家境的艰辛，大女儿陈长玮和次女陈长玙在高中毕业后毅然决定放弃升学，步入社会以分担家庭重负。然而，陈松年夫妇却坚决反对，坚持要求子女们完成大学教育。这不仅是为了维持陈家世代传承的学术家风，更是因为陈松年不希望子女们重蹈自己的苦难之路。

窦珩光夫人对两个女儿坚定地说：“无需忧虑，我和你父亲定会省吃俭用，哪怕衣衫褴褛，也要为你们铺就大学之路。”夫妻俩言出必行，为了子女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窦珩光毅然走出家门，投身于窑场抬土、铁路修建、火柴盒粘贴等任何能带来收入的工作。然而，过度的辛劳过早地摧毁了他们的健康，短短数年间，窦珩光便因疾病离我们而去。

中年失偶，人生中最为惨痛的遭遇，不幸降临到了陈松年的身上。然而，他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之声。在这关键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亟需展现出坚强，必须紧咬牙关，勇敢地迈过这一难关。

直至1953年2月，生活轨迹方始转折。毛主席乘坐“洛阳号”巡游长江流域，21日那天，安庆地委的领导陪同上舰。交谈中，毛主席忽然提问：“陈独秀家中是否尚有人存活？”听闻陈独秀尚有一子在此地勉强度日，生活艰辛至需变卖房产维持生计，毛主席随即表示：“陈独秀身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若其后人遭遇困境，理应给予关照。”

不久之后，安庆地方当局正式确认了陈延年与陈乔年两位先烈的崇高身份，并向陈松年颁发了相应的烈士证书。自那时起，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便每月向陈松年发放30元的生活补助，这一资助直至1990年陈松年先生离世方才终止。

陈独秀墓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陈松年荣膺安庆市政协常委以及安庆市文史馆和安徽省文史馆的馆员职务。与此同时，新中国也终于走出了那段艰难岁月。

在陈松年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桩难以释怀的牵挂，那便是父亲与母亲的陵墓。在那段运动频繁的岁月里，为了守护父亲的墓茔，他毅然决然地连续十几年未曾踏足祭拜之地。如今，他终于得以堂堂正正地，站在父亲的墓前，表达心中的哀思。

由于墓地年久失修，甚至石碑亦被他人挖取以铺路，陈松年在山上搜寻了许久，终究一无所获。直至一位老农的协助，方才发现了那几乎被冲刷成一片平地的墓地。

陈松年俯身跪于双亲的墓碑前，心中悲痛至极，难以用言语表达。得益于政府的援助，他们特意对陈松年的坟墓进行了修缮，并重新树立了墓碑。碑文的内容更改为“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此碑亦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四位儿子的名义所立，此举亦是对其他兄弟尽孝的一种方式。

“陈独秀之墓”。

在这最后的时刻，陈松年目睹了父亲的墓园经过精心修缮，墓碑从“陈乾年之墓”更名为“陈独秀之墓”，铭文亦从“乾生”演变为“仲甫”，最终定格为“独秀”。在这一刻，历史终于还原了其本来的面貌，而这一刻，陈松年等了整整数十年。

在日后的岁月里，陈松年始终未曾远离故土安庆，他陪伴在双亲身旁，闲暇之余，总会前往墓前默默凝望，倾诉几番心语。这份守候，让他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宁静与安宁。直至1990年，陈松年也因疾病驾鹤西归，享年八十有八。

陈松年共有三女一子，他们均不负父母所望，四人中竟有三人之多成功完成了大学学业。

长子陈长琦，现担任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一职，身为学校流体机械及工程学科的领军人物。在陈氏家族中，他尤为近似祖父陈独秀的风范。

陈松年长子和女儿。

他的长女陈长玮，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功跻身钢铁行业，成为了一名技艺精湛的工程师。而天资聪颖的二女儿陈长玙，毕业后则投身于军工厂，担任高级工程师的职务。

幼女陈长璞，在陈家四个孩子中独树一帜，她未曾步入大学校园。她曾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农村接受劳动锻炼，随后通过招工回到城市，在安庆图书馆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凭借不懈努力，她最终晋升为安庆市文物管理局的副局长。在家族中，陈长璞对陈独秀的研究和历史问题的解决贡献尤为突出。她自幼便不顾父亲劝诫，秘密搜集有关祖父的各种资料，逐渐成为陈独秀研究领域的权威。她亦参与了祖父墓地的第五次修缮工作。

陈松年立于父墓碑旁。

今日的安庆，已非昔日的风貌。作为安徽省曾经的省会，它一度是引领潮流的江畔要地。然而，如今，这座城市仅作为一个三线都市，正逐渐从大众的视野中隐去。

昔日繁华的陈家古宅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现代化的建筑。那座历经百年风雨的家族传承，在这片土地上似乎已不留丝毫痕迹。

那个曾经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暗淡的时代里为国人激昂呼号的青年，永远镌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而如今，我们正沐浴着他们披荆斩棘所换来的幸福时光！